1935年10月19日，中央红军走进了陕北的吴起镇。在那一刻，面对镇口标示着“陕甘边苏维埃政府”的木牌，战士们不禁泪流满面。有人结结巴巴地重复着：“终于到家了，到家了。”这种复杂的心情，无以言表。如果回溯一个月，谁能想到会有这样的一天呢？当时，队伍状况岌岌可危，刚刚经历过艰难的草地行军，即便是在甘肃的哈达铺，回望出发时的浩浩荡荡，八万大军如今已荡然无存，剩下的不过是不到一万人的残军，损失近九成。虽然饥饿是次要的，但最令人恐惧的是前方一片黑暗，令人无从得知出路在哪里。整个队伍仿佛是在盲目行走，大家都以为长征就是行走，其实真正的关键在于“寻找落脚之地”。
这一路，红军遭遇了重重困难。起初，他们计划前往湘西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，但遭到蒋介石四十万大军的围堵，这让大家意识到这是死路一条。之后，他们想到可以在川黔或云贵边一带安家，但实际情况却让他们失望——当地的村民十分贫困，根本无法供养这么大的队伍。而且地形也并不理想，根本无法建立根据地。在几个月前的懋功会师时，原本计划好的“北上川陕甘”很快因张国焘的分裂而泡汤，带走了一批人马。剩下的这几千人，真的像是无人照顾的孩子。南去是死路，西边是绝境，北边又是一片迷雾。如果站在哈达铺那间破旧的土房前，看到面前这些衣衫褴褛、脚下流脓的士兵，心情可想而知——不仅是疲惫，更是一种绝望。再错一步，这支队伍的历史将被彻底抹去。
正当危机四伏的时候，毛泽东采取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举措。他并没有急着寻找粮食或是挖战壕，而是召来了侦察连连长梁兴初，给他布置了一个奇怪的任务：到镇上去寻找一些“精神食粮”。听到这，梁兴初有些不解，毛泽东补充道：“就是报纸，这玩意儿比馒头还重要。”这样的举动是为了打破红军与外界之间的信息隔绝。虽然红军手中有地图，知道了山川河流的分布，但那只是死图。他们缺的是“活图”——外面形势变化怎样，各地方军阀的态度如何？敌军的兵力如何部署？在深山里整整一年，红军与外界已经彻底失去了联系。如果不打破这种隔绝，即便有再多的勇士也会被困死在这偏僻的地方。
梁兴初听从指示，与同伴乔装打扮，潜入哈达铺的邮政代办处，用几块大洋购回了一堆旧报纸。这点小钱，竟然为全军带来了生机。那晚，在昏暗的油灯下，毛泽东反复翻阅着《大公报》和《西京日报》。他越看越兴奋，尤其是一行字让他的心跳加速——“全陕北二十三县无一县不赤化，刘志丹的红军有五万之众。”另一份报纸细致地指出“陕北红军占据了六座县城，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。”这几行字如同无价之宝。若消息属实，陕北不仅有红军，还有一片相连相成的根据地。这正是苦苦寻找的“家”。
然而，作为统帅，毛泽东并没有立刻欢喜，而是心中存疑。他对报纸的真实性持保留态度，毕竟这是国民党的喉舌，他们为了获得军饷，有时会夸大敌人。刘志丹的五万人数，是否真实？所谓的“赤化”，是游击区，还是稳定的根据地？若是前者，中央红军便得继续转移，根本无处安身。而且，这是阎锡山的地盘，他是否在钓鱼，故意放风以诱导红军陷入困境？仅凭这几张纸，他不敢冒险。就在此时，叶剑英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。他建议寻找驻扎在当地的贾拓夫来确认情况。
贾拓夫作为陕北本地人，夜间被召来，接过报纸逐字逐句分析。他的判断价值连城，首先，他确实指出国民党的消息可能夸大，五万之众显得不太可能。这让毛泽东倍感松了口气。同时，贾拓夫还提供了三个确凿的底牌，消除了毛泽东的顾虑：首先，该地区的红军根基深厚，早在1927年便已开始活动。其次，陕北的地形对于游击作战极为有利，重武器难以发力，刚好适合红军。最后，陕北紧邻晋绥，能与抗日事业相结合，这与中央的方针一致。再加上国民党驻军装备简陋，战斗力不足，犹如“软柿子”。
经过贾拓夫的分析，毛泽东终于看清了局势，心里的决策也稳定了下来，最终，他当场拍板：“别说五万，就算有一万，那也可以落脚。”这样理性、缜密的决策过程，显示出了他非凡的战略眼光。
